一、武豐司崗村青年婚姻情況普查
此次關于農村青年婚姻調查，是從武豐村委開始的。
八月酷熱，群山環繞的村莊暑氣熏人。八月四日上午十點左右，我去到村委。村委大門敞開，但里面房門關閉，一開始我以為要空跑一趟，但走近才發現，工作人員在里面安靜辦公，為不讓空調冷氣走漏而關上了門。我推門進去，平叔、祥叔在埋頭填寫文件，阿娟坐在電腦前辦公，羅姨也剛忙完事務坐下。看到我到來，阿娟笑問來由。我表達想來了解一下現在村里后生（青年）的情況的意愿，話音剛落，四位工作人員都說道：“這個時候哪有后生仔在家，在家的都是五六十歲的！這個時候找人（青年）都難找！”阿娟補充說：“我算是后生，在這里上班，但平時也不住家（村）里。”平叔、祥叔說：“現在屋企比較后生的是司崗村的慶祥，四十多了，過來是我們，我們都五十多了，再后生的就是讀中、小學的學生仔啦。三十五歲的不知能不能‘撿得兩個出來’？”阿娟又補充說：“現在小學高年級和中學生都算流通人員了，他們平時上學都不住村里。”
與他們的交談，讓我初步意識到開展此次調研活動的困難。我進一步詢問，村委是否有關于鄉村青年婚姻的數據材料？阿娟答道：沒有，辦理結婚事務一般都是直接去民政部門，不會經過村委這邊；關于青年的數據材料還是前年（2021年）統計過的整個村委的各年齡段人數分布。我請阿娟幫忙調出武豐村18-44周歲年齡段的人數統計，數據顯示：武豐村18-44周歲的人數有1096人，男性570人，女性526人。我問阿娟，女性統計數據里有沒有將嫁入當地的女性統計進去？她說沒有。平叔和祥叔補充答道：現在的后生娶親，大多都是出外打工“帶回來”的，也有部分是娶了當地人；以前都是娶了親，在家耕田種地；現在是在外打工“帶回家”，又再出去打工，基本不在家，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會回來。
四位村委工作人員在工作，2023.8.4
青年，是武豐村常年駐村村民中的“少數群體”。這是與村委工作人員交談之后得出的結論，這意味著此次調研的開展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考慮到調研的困難，我將此次調研范圍縮小到我自己所在的自然村——司崗村。司崗村全村皆姓謝，全村46戶人家，每戶人口不少于4人，是武豐比較大的自然村。鎖定調研范圍后，我對司崗村青年情況進行統計。我母親常年在村里，對村里的情況比較了解。在她的陪同下，我們去了慶祥叔家，在慶祥叔的幫助下，挨戶統計出18-44歲的人數以及婚嫁情況。本村青年的統計數據情況如下：1980-1989年出生共29人，其中大部分人初中輟學，專科畢業2人，本科畢業2人；1990-1995年出生共33人，其中4人本科畢業，其余中職及以下；1996-1999年出生共17人，本科及以上2人，專科畢業2人，其余中職及以下；2000-2003年出生共17人，專科在讀4人，其余中職及以下。所有青年人中：男性共49人，超過30歲未婚男性8人，離異2人，00后男青年皆未婚；已婚男青年中，娶本地人的有5人，娶廣東省內的有14人（其中本市的有11人），娶廣東省外的有3人，娶的都是廣西人；女性共47人，超30歲未婚0人，離異9人，00后女性皆未婚；已婚女性中，多數嫁給韶關市人，3人嫁省外，其中兩人已離婚，招婿5人。在統計過程中，我們發現，村里大齡男青年單身率比以往上升4倍，女性離婚率也超4倍；村里1990-1999年出生的青年近三分之一屬于未達法定年齡而未婚生育。
當時的統計草稿
從總體上了解了村中青年婚姻情況之后，我進行了多個單獨的訪談。這些訪談分面對面和線上兩種形式進行。線下的訪談對象有：慶祥叔、海綿嬸、阿戰叔公和林婆婆夫婦、貴平、阿清、李哥、小梁、阿龍；線上訪談主要有三個：大齡單身男青年華哥、冬冬姐及香姐。
二、農村婚俗
婚嫁風俗體現著地方的文化特色，了解村中婚俗是探尋村中青年婚姻發展情況的重要內容。與阿戰叔公和林婆婆夫婦、李哥的訪談使我比較清楚地了解本地婚俗變化情況，這是調查本村青年婚姻的重要方面。
婚俗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變化，迎親和禮金是兩個變化比較顯著的方面。
阿戰叔公回憶當地的婚俗變化道：解放以前的婚禮比現在講究。以前有錢人家“討親”，跟古裝劇上演的差不多，有“說親”、“對八字”、“走人家”、“看日子”、“寫禮單”、“下聘書”、“迎親”等，要有聘書、禮書等，跟古時“三書六禮”差不多一致。以前村里有“禮盒”、“禮壺”、“闔架”、“珩鏡”、“杠轎”等，這些都是婚禮需要用到的東西，現在這些東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林婆婆補充說：她們小時候還看過“地主佬”家的新娘子坐轎子呢。解放之后，婚俗就變得簡單多了。阿戰叔公說道：毛主席時代都“不讓搞這些”，搞這些是“封建”。我問及叔公他們結婚時候的情況，林婆婆說道：“我們那個時候，三個南瓜‘討’一個‘夫娘’，我們結婚的時候，什么東西都沒有，來‘講親’的時候就帶來一小塊黑麻麻的臘肉（當禮金），要是在今天啊，扔在地上狗都不吃。”
說起禮金，李哥說道：以前日子困難，肯定是沒那么講究，有的人家可能都不用禮金。我問李哥：現在禮金如何？李哥又笑又嘆：現在沒禮金就別想有老婆！李哥是武豐苦水腳村人，1989年出生，結婚有四五年了，他妻子（下文稱李嫂）是大橋鎮長溪人，屬于本地人。李哥和李嫂是經朋友介紹認識的，兩人相識緣于李哥給李嫂當“司機”。那時候李嫂和李哥老表（兩人同村）來他們村走親戚，老表那時候還沒車，李哥開車送他們回家，然后加了李嫂的QQ，之后慢慢聊，最后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我問李哥當時給李嫂家禮金是多少？李哥說：差一塊錢就六萬，這在當時算是比較高的。我又問，禮金里面包含哪些費用？李哥說：禮金就是禮金，不包含其他東西，像給岳父家人包“利是”、買禮品等是要另出的。“辦酒”的錢也是另出，由男方出。李哥回憶道：他們那批結婚的，可能是他在水背村的老表結婚的花費的禮金最少——9999塊；其他都是“萬數”以上的。李哥說：他同學去年結婚，娶的是湖南人，禮金20萬。說及此，我笑著問李哥：外省禮金比較貴，本地的沒那么貴，是不是本地人比較“好講”？李哥說：不同的地區不一樣，確實本地的禮金要的少一些，不過也分人，本地人“好講”的就“好講”，不“好講”的也是一樣要那么多。現在結婚禮金少也要八萬多，大多都是十來萬。現在年輕人都不愿意結婚，壓力太大了，又要房又要車，還有禮金，“討不起親”了。
“交禮金”是“討親”的一部分，“討親”還有重要的一環——辦迎親酒。在村里“辦好事”，無需主家操作。村里會有專門的“理事”人員，有“理廚”、“理客”、“撈飯”、“洗碗筷”等。在村民們的操持下，迎親的事項都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迎親要提前“看好日子”，包括什么時辰去“接親”、什么時辰“進大門”，這些都是提前定好的。在迎親禮中，新郎必須迎新娘“進大門”，這項活動雖有少許變化，但一直保持著。迎親包括“接親”、“牽親”、“打傘”、“伏（客家話同‘雁’音）門”、“拜祖”、“合巹”。“牽親”是由村里丈夫健在、夫妻和睦、兒女雙全的一位婦人來牽，“打傘”是村里的“妹條子”，“伏門”要由會“斬煞”的人來主持。
貴平“辦酒”理事名單
接親隊伍由村中青年組成，迎親當天，新郎先進祠堂祭拜，時辰到了，新郎領迎親隊伍去新娘家中接親，接親隊伍將新娘迎到村口，“牽親”的夫娘和打傘的“妹條子”早早等著。新娘到達村口之后，新娘娘家人將備好的紅傘撐開，新娘落地，“妹條子”接過傘，而后合傘，傘要半合，合起來的傘高舉新娘頭頂，夫娘牽過新娘，開始從村口步行至祠堂正門口。當下忙完手中事務的村民都會來迎接新娘的到來。到達祠堂正門，新郎新娘面對祠堂大門停駐，等候“斬煞”主持“伏門”。主持面對新郎新娘，一手持桃木劍，一手抓著生雞公，劍敲門梁，主持開始“伏門”。主持念唱“斬煞”辭，念唱完之后，“割雞公”，雞公割出血就可以，不可以割死。“伏門”結束，“妹條子”合傘，迎親隊伍放禮花，“斬煞”完成。接著，由“牽親”夫娘牽著新娘，與新郎一起進入祠堂拜祖，拜祖之后牽回新郎家中，新郎父母在家中廳堂桌上放兩個燈盞、兩個雞蛋、兩杯酒，新郎領新娘見過父母，后喝“合巹”酒，喝酒之后禮成，新娘由“牽親”夫娘牽入新房，等候婚宴開席。在這一整套迎親入門的禮儀進行時，村民及賓客都會來圍觀祝福，共同迎接新婦進入“謝氏門中”。新娘入新房之后，村中夫娘及孩童可以進去陪新娘聊天，這是新婦與村中夫娘們結識的好機會。此后，村中鄰里，碰面皆是謝家人。
新郎貴平清晨出發去接親，2022.10
貴平夫婦結婚時在新娘家門口與伴郎伴娘的合影，2022.10
新郎貴平與婚禮迎親隊伍的合影，2022.10
新郎貴平與婚禮迎親隊伍的合影，2022.10
貴平與新娘在婚宴上敬酒，新娘是瑤族姑娘，身著瑤族新娘服飾，2022.10
阿戰叔公多次被請作村中婚禮的“伏門”人，林婆婆年輕的時候也“牽過好幾次親”。阿戰叔公“伏門”，不止在司崗村，有時還被請去其他謝氏村莊“伏門”，比如杉樹下、田寮下、田竹山都去過。阿戰叔公解說道：所謂“斬煞”，就是斬除尾隨新娘來的一路兇神惡煞，將新娘路遇的邪氣驅除，經過“斬煞”，新娘隨新郎進入謝氏門中，此后夫婦二人婚姻之路美滿和順。談話間，阿戰叔公念起了“斬煞”辭。由于唱讀的是客家話，我只能聽懂一部分，于是我便請阿戰叔公寫了下來。我拿的是白色稿紙來請阿戰叔公寫辭令，見此，阿戰叔公自行找出紅紙，起筆在紅紙的背后寫下通用的“斬煞”辭。阿戰叔公說：“斬煞”辭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可以根據不同的人進行變通，比如新人是有官職的，就可以在念唱中帶進“升級”（升官）的辭令。一般通用的“斬煞”辭令內容如下：
伏如
天開王道 日吉時良
謝氏門中 娶親歸堂
大吉大利 地久天長
早生貴子 金玉滿堂
同偕到老 頭白至上
再伏如
大吉利 大吉丈
門神扶位 列在兩榜
若有新人一路帶有兇神并惡煞
盡在雄雞頭上堂
“伏門”的人除了要有文化、會識字、唱讀“斬煞”辭令，還要有足夠的膽量，能鎮得住場面。林婆婆回憶道：以前有個叫三孬叔公的“伏門”，“斬煞”到一半忘詞、膽怯，忽然說“對面牛吃菜子啦”，“斬煞”半途跑了，鬧了個大笑話；而且他主持“伏門”的那對新人婚姻生活也不順遂。
阿戰叔公在寫“斬煞”辭，2023.8.4
一般通用的“斬煞”辭令
迎親禮成之后，就是婚宴，婚宴有在村里舉辦的，也有在城里酒店辦的。我參加過兩次村中的婚禮，一次是2016年冬，堂姐冬冬的婚禮，作堂姐伴娘；一次是2021年秋，堂哥阿寬的婚禮，給新嫂打傘。堂姐和堂哥的婚宴都是在村里辦的。在酒店辦婚宴，吃一次席面。在村里辦婚宴，可以吃三次席面：分別是“喝茶”——賓客到來之后，先吃糍粑和喝油茶；午餐——婚宴正餐，答謝賓客來賀禮，新郎新娘在宴上敬酒，以太外祖、曾外祖、外祖為尊，而后依次敬酒答謝賓客并再次接受祝福；晚餐——主家為答謝村民操持“討親”事宜而設。2016年冬，村里還未建起公房，堂姐冬冬的宴席在祠堂里吃的，那時我雖是伴娘，但因還在讀高中，只是跟在堂姐身后端酒；2021年秋，我為新嫂打傘，婚禮禮成之后，便坐等吃席。前文所提，“伏門”、“牽親”、“打傘”三者都會在宴席上受到廚房“優待”。阿戰叔公說，以前若主家養豬，廚房會為三者準備殺豬菜、燙好酒；現在逐漸演變成“包利是”。堂姐和堂哥的婚禮都熱鬧非凡，有全村人和眾多賓客的見證和祝福，我是眾多人中的一個。我們能見證新人進入婚姻，組建家庭，卻無法真正了解他們所要奔赴的未知生活。
三、婚姻和生活
慶祥叔是司崗村少數的在村青年。八月六日晚上八點多，我與母親去到慶祥叔家中。我們到時，恰好海綿嬸廠里放假回家，家里殺了雞，剛吃完飯洗好碗，家人團圓在看電視，女兒恬恬飯后回房間，兒子樂古坐在慶祥叔身邊玩慶祥叔的手機。
慶祥叔1982年出生，身份證登記為1980年，初中輟學。慶祥叔回憶道：1996年上初中，讀了一個學期就沒讀了。當時學費要四百多塊，學費都要借；飯要自己帶米去蒸，菜是在家里炒的酸菜，那時候還沒有自來水，洗米要去學校旁的溪邊，洗澡也是，冬天所有人都長凍瘡。那時候家里勞動力只有母親一人，父親身患糖尿病，無法勞作，加上成績不好，就不愿再去。上世紀90年代末，興起鄉村青年進城打工浪潮，當時村里同齡人都外出打工，但慶祥叔輟學之后就一直在家耕田。慶祥叔笑嘆：“有嘛辦法？阿爸躺著，還有個眼盲的細伯，想走也走不開，就在家搞碗飯食。”糖尿病的叔公沒挨幾年，四十多歲便離開人世了。叔公去世當年，慶祥叔妹妹（細阿妹）出嫁。細阿妹比慶祥叔小兩歲，當年她想跟湖南人結婚，叔公不同意，據說叔公當年對細阿妹說：“你不要走那么遠，逢年過節我能吃幾個你的糍粑。”后來，細阿妹嫁到了武豐杉樹下村，距離司崗村十分鐘左右的步行時間。2006年，父親過世一段時間后，留母親和眼盲的細伯在家，慶祥叔外出打工。
慶祥叔上初中時用的飯盒
問起夫妻兩人的相識經歷，慶祥叔回憶說：2006年，他下去佛山順德，在交警隊當綠化工人，做道路綠化工作。海綿嬸當時在廠里上班，兩人是外出游玩時認識的。認識之后，慢慢聊著，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我笑贊：“那叔你當時真厲害啊，又掙到錢，又找到老婆了。”慶祥叔答道：“有嘛錢！結婚的時候什么都沒有，當時帶你嬸嬸回家來，還睡泥磚屋。想起以前真是艱苦又可憐……”我又問起慶祥叔當時是否“辦了酒”？他說，沒有辦。他還說起當時他們結婚那幾年，村里同齡人基本都沒有“辦酒”，村里的阿先、阿溜、阿源等這幾個和慶祥叔年齡相仿的青年當時都沒“辦酒”。在細數當時村中的青年婚戀情況后，慶祥叔笑嘆：“那時候都窮，（老婆）帶回來就可以啦。”慶祥叔在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海綿嬸在一旁淡笑地聽著。沒有彩禮、沒有婚禮，“外來媳婦”海綿嬸，與慶祥叔相識、相戀，然后一起進入婚姻，組建家庭，為未知的生活共同打拼。
慶祥叔和海綿嬸的合照，攝于2007年
海綿嬸1985年出生于廣西百色的一個農村，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海綿嬸讀完初中就出來打工了。2006年與慶祥叔相識，2007年兩人結婚。婚后不久，海綿嬸懷孕。因放心不下家里，慶祥叔不再外出打工，選擇回來耕田。海綿嬸家里雖是農村的，但沒在家耕過田，對于耕種事務這些都不懂，春天嘗試下田插秧，結果是“滿田跑”。這些事情再重新講起，引得大家哄笑。慶祥叔笑說：“這也不奇怪的，像阿溜夫娘、阿源夫娘她們也不會。”
2008年，女兒恬恬出生。慶祥叔說：當時計劃生育很嚴格，生孩子前一定要有準生證，不然罰款。當時的政策是：如果第一胎是生女兒的家庭，要間隔四年才能再生第二胎。2013年，兒子樂樂出生。維持家庭經濟、撫育孩子、看顧老人，是慶祥叔夫婦頭頂的“三座大山”。因為要照顧眼盲的細伯，家中必須有人在，慶祥叔無法帶著母親和老婆孩子直接外出務工。因此，在兩個孩子還未斷奶期間，夫婦二人都是在家耕田。等孩子斷奶，沒那么依賴媽媽之后，海綿嬸到韶關的工廠打工，慶祥叔則在家耕田并養一些豬和家禽，這是這些年夫婦二人的“分工”。海綿嬸在工廠打工，每天工作時長為12小時，兩班倒，雖然辛苦，但工資是家庭相對穩定的經濟收入。慶祥叔分析了他選擇“在家”的原因：一則——如果兩公婆外出，把小孩交給年邁的奶奶，實在是不放心，要是孩子生點病都不方便。有家長在家對于小孩的成長和教育都相對較好，而且家里還有細伯要看顧。二則——他在家里可以耕點田種點地，吃的不用買，有時候多了還可以賣；可以養豬和家禽用以出售；最近這兩年政府扶貧政策，為在村農戶發放魚苗，慶祥叔還挖了口小魚塘養點魚；總體來說，這算是一種經濟的經營。我問慶祥叔，在家務農和養豬這些一年大概可以掙多少錢？他說掙不了多少，而且得看運氣。現在耕田，種子、肥料、農藥、收割等這些都要錢，而且價格越來越貴；養豬成本高，豬苗、飼料這些都要投入高成本，而且豬價不穩定，運氣好的時候能掙多一點，運氣不好的時候虧本。今年夏季高溫，豬瘟泛起，整個武豐的豬全都病死，慶祥叔家養的肉豬，趁豬瘟還沒徹底傳到村里，低價賤賣；快要“下垛”的母豬病死，今年上半年的養豬經營基本無錢可賺。說起養豬的風險，慶祥叔說，有時候豬生病了都是他自學給豬打針，長時間以來他都快成“豬醫生”了。說起這些，慶祥叔嘆道：“生活就這樣的，沒得辦法，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恬恬今年秋季將下乳源職業中學就讀，樂樂也馬上要到鎮上讀四年級。談起兒女的教育，慶祥叔直言：壓力越來越大！恬恬成績不好，去職業中學讀書也不確定能學的怎么樣，對她的要求就是不要“學壞樣”。恬恬當時在村里上小學的時候，成績還可以，上了大橋（鎮上）之后成績越來越差，初中“更不消說”。樂樂暫時成績還可以，希望他之后也能保持。慶祥叔說，（小孩子）在大橋（鎮上）讀書確實不如在乳源（縣里）讀的好，但是也沒辦法，“下去讀也是難搞”。慶祥叔給我算了一筆賬：把小孩送下乳源讀書，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轉學，轉學不是輕易就能轉，“還得想想辦法”；其次，小孩在下面讀書，肯定要有人陪讀，上學要有人接送，如果恬恬或樂樂下去讀，要么海綿嬸陪讀，要么慶祥叔陪讀，這樣的話家里就少了一份收入；在縣里讀書，就得在縣里生活，房租、水電、吃穿用度，“樣樣都是錢”。小孩在大橋上學，經濟壓力沒那么大，但是也要伙食費、來回車費、住宿費等。恬恬下學期去乳源職業中學讀書，教育支出就更大了。隨著孩子年齡增長，家里住房不夠了，前兩年加蓋了第二層，去年進行了裝修。“掙多少用多少，沒得閑錢。”
孩子的教育問題基本是村里青年婚姻生活中遇到的最重要的問題。在與小梁交談的過程中，她也講到這個苦惱。小梁是村里90后青年阿旺的妻子，她和海綿嬸一樣，也是廣西百色人，現在在韶關工廠上班。小梁與阿旺育有一兒一女，兒子馬上要上小學，女兒兩歲。小梁說：七月份她在韶關租了房子，準備把小孩帶下去上學，但是現在阿旺工作地不穩定，只有她一個人無法又上班又帶小孩，所以這個計劃暫時擱置了。問起兩人的工作情況，小梁說，她現在工作不太好，工資低，底薪一千多，主要靠加班，而且現在廠里工作不好干，“貨不多，加班少”。阿旺之前也在韶關，有一段時間進了廠，但是后來沒干了，現在跟別人去湖南那邊做建筑工作，這個工作雖然辛苦但錢多一點。阿旺弟弟阿寬前年結了婚，阿旺自己的孩子越來越大，將來弟弟也會有孩子，小梁夫婦倆在盡快為將來的生活做準備。孩子教育的事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小梁所在的廠現在不忙，每周日會放假一天。她買了一輛摩托車，每周六晚上下班之后，她都會開著摩托車回家，回來看看孩子，簡單輔導一下孩子的作業，周日下午再開車下去韶關。路程兩個小時左右，有時候天氣不好只好不回來。小梁說，“有條件還是把小孩送到下面上學好點，但是暫時沒有辦法”。
和慶祥叔交談時，他談到村里大多青年都會把小孩送到下面上學。例如，阿先妻子就在縣城里給女兒和兒子陪讀，阿先則在廣州上班。有的直接從小孩上幼兒園起就在縣里租房陪讀，條件好的直接在下面買房。慶祥叔說，現在不會有年輕人把小孩帶回來了，只有過年才會回來，有的人久了不見，碰面都不敢打招呼，怕認錯。慶祥叔笑說，現在村里都成了年輕人的“度假區”。
在眾多村中青年中，冬冬姐有兩方面的代表性：（1）冬冬姐是離村青年。（2）冬冬姐是村里招婿的女青年。冬冬姐是90后，初中畢業就出來工作了。2016年結婚，丈夫小田是廣西人，兩人是相親認識的。在認識小田以前，冬冬姐也談過男朋友，但是他們都“不愿意到家里來”，最終都不了了之。冬冬姐是家里最小的，姐姐結婚早，但沒“留在家里”，父母要求冬冬一定要“留下來”。于是，經人介紹，認識了小田，認識不久之后就結婚了。結婚前一年，家里新建了一層樓房，在舊樓（兩層）前面。冬冬姐說：他們辦了兩場婚禮，一場在我們村里，一場在小田他們那邊。現在，他們像有兩個家，“兩邊都得顧，壓力很大”。婚后不久，冬冬姐懷孕，之后便在家養胎。2017年，女兒欣欣出生，因為是剖腹產，又在家休養許久。這期間，冬冬姐和媽媽、奶奶在家，媽媽和奶奶在家種點地，順帶幫忙帶孩子，丈夫小田和冬冬爸則外出打工。等身體恢復的差不多，冬冬姐便下韶關進廠打工。2019年底，兒子安安出生。
和冬冬姐聊天及朋友圈的截圖
女兒漸漸長大，上學問題需要解決。為了女兒上幼兒園，冬冬姐和小田在縣里租了房，平時小田在韶關打工，下班了就回到乳源家里。比較幸運的是，冬冬姐的媽媽還比較年輕，可以幫忙接送小孩上學和照顧家里，冬冬姐的育兒壓力相對較小。兒子安安斷奶之后，冬冬姐再下韶關找工作。因為夫婦倆都在韶關上班，兩人決定把小孩也帶下韶關上學。他們在工作地附近租了房，冬冬姐的爸爸也在韶關打工，一家人團聚在出租屋，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冬冬姐和小田平時都要上班，欣欣和安安要媽媽下來幫忙看帶，奶奶年邁了又不放心她一個人在村里，一家人聚在一起，房間數量要求多。這樣的房子租金比較貴，加上水電及其他吃穿用度，生活費用就是一大筆支出。與家人商量之后，冬冬姐和丈夫小田去年咬牙在韶關買了一套小產權房。現在，冬冬姐和家人算是在韶關“安了家”，起碼兒女以后的上學問題得到了解決。與冬冬姐的交談是在網上進行的，我晚上八點多嘗試給她發微信消息，收到她的回復時是九點半之后，那時她剛下班。冬冬姐說，有時候會加班到更晚，回到家都十一點了，幼兒園會布置家庭作業，回家陪小孩做完作業，忙完到睡覺的時候，“又到新的一天了”。冬冬姐是位樂觀的女子，她說道：生活就是這樣，現在苦點，以后會慢慢甜起來的。
四、農村青年婚姻困境
（一）
華哥是村里大齡未婚男青年，對此他最有“發言權”。我給他發微信消息的時候，他直言“你問對人了”。 華哥是85后，有兩個妹妹，大的妹妹是92年的，小妹是94年的，現在兩個妹妹都已經結婚，兩姐妹也都為人婦為人母了；華哥母親在小妹五六年級的時候因病去世，父親現在仍在打工掙點錢。華哥初中沒讀完就出來打工了，之后轉行做了銷售，前幾年一直在全國到處跑，不太穩定，所以結婚的事情也一直沒有提上日程。等到準備結婚的時候，農村青年婚戀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華哥把自己結不了婚的原因歸咎于“窮”。實際上，與村里大部分年紀相仿的青年相比，華哥的家庭和個人條件算中等以上。華哥好幾年前就購入了私家車，在村里的房子有兩層半，裝修也比較現代化。我記得前兩年過年去他家拜年時了解到，他家二樓還設有ktv游戲房，當時還有一群村里青年朋友在那相聚。我問起他的戀愛經歷，他說他有帶過兩個女朋友回家，但因為城里沒房，最終都沒能結婚。他直言：村里的東西不值錢，沒有價值，但是要去城里買房，必須有足夠的錢。我問華哥：是不是城里有沒有房已經成為結婚的關鍵問題？他的回答：這是肯定的。他進一步說：“城里有房，最起碼的30萬首付，農村青年哪個手里經常有30萬呢？”
和華哥聊天的截圖
阿清是華哥的堂弟，比華哥小一歲。阿清性格比較內斂，為人老實，出去工作多年也沒談女朋友，也經人介紹相過親，但是沒成功。前年，家里在縣城里買了房。去年，阿清終于把婚結了，妻子是武豐圳頭陳家的姑娘。今年七月，阿清和妻子迎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當時阿清在阿戰叔公家吃午飯，午飯后我到阿戰叔公家拜訪，正好大家一起聊了起來。阿清說：他現在在乳源順豐快遞工作，工作雖然比較辛苦，但掙得相對多一些。阿清此次回村是為處理一下孩子滿月酒的事宜，聊了一會之后，他便下乳源去了，要下去幫忙照顧孩子，只有妻子一人難打理家中事務。阿清父母仍然在打工，奶奶在村中家里，阿清和妻子及孩子住縣里。
除了婚戀問題，我們還聊到了現在農村青年的就業問題。華哥說：現在大家都不愿意進廠打工了，進廠打工一個月，“累生累死就得個三四千塊”。根據華哥所說，我們做了個簡單的預估：以乳源縣城現在的房價算，就算年輕人非常節約，每個月存三千塊，十年存個三十來萬，從十八歲干到二十八歲，十年時間掙的血汗錢，為買房一朝全部掏空。何況，房價物價會變動，十年一過，又是另一番光景。“城里的房會掏空農村人的家底”，但是回村發展又成為一個很大的困難。事實上，我和華哥不止一次談到關于鄉村振興的事情，以前關于“鄉村快遞”的調查，我們便談論過這個問題。華哥平時也會關注村里的發展，對于村里的將來的發展，華哥始終持悲觀態度。
對于農村青年結婚越來越困難的這一問題，華哥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他精煉地總結：1.現在階層分化越來越明顯，農村青年處于越來越尷尬的身份地位；2.受各種因素影響，農村青年經濟能力弱；3.農村給予青年發展的空間有待開拓；4.農村的基礎設施有待加強建設；5.農村女青年都往外發展，留給村里男青年的機會少。看到華哥給出的結論，我一時愣住，但轉念一想，沒有人能比農村青年自己更清楚他們的困境，這個困境雖不僅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但困在里面的他們卻只能自救。
（二）
在我印象中，香姐是位樂觀的女子，每次節假日回家遇見她，她總是喜笑顏開，直到這次的訪談才讓我了解到她的另一面。
香姐是個90后，結婚早。初中畢業之后，香姐在家里的安排下到韶關讀職業中學。2008年假期打工時遇到現在的老公，相識后與之戀愛，當時年幼，最終未婚先孕。懷孕之初，香姐不敢告知家里，直到孩子月份大了，紙沒能包住火，但是為時已晚，兩家人只能盡快討論二人的婚事。香姐沒有兄弟，她又是姐姐，家里要求她“留在家里”，香姐家人最終同意二人結婚，但要求第一個孩子跟香姐姓。香姐老公家原是同意的，但兒子出生后要辦理出生證件時又反悔了，最后兩家人鬧得不可開交。香姐父親一氣之下將香姐和孩子接回村里，不讓他們再來往。香姐說：當時自己年紀小，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很無助，一邊是自己的家人，一邊是自己的愛人，矛盾出現之后，自己只能夾在中間，左右為難。這種情況之下，自己只能在其中調節，最終香姐說服老公，孩子隨她姓，矛盾才得以解決。香姐在家坐完月子之后，香姐老公來接香姐下了韶關，她在家帶孩子，老公則在外邊掙錢養家，兩人的感情很好。兒子一歲多時，香姐出來上班。2011年，香姐工作了一年多，老公由于工作調動去了西安，兩人商量之后，帶上兒子一起去了西安。
2012年，女兒出生，兒女雙全，全家都十分高興。然而，一兒一女并未構成生活的一個“好”字。女兒滿月時去體檢，檢查出先天性心臟病。這個消息猶如五雷轟頂，將香姐原本還算美好的婚姻生活炸出個大窟窿。香姐說，當時他們夫婦二人只有老公一人工作，加上有兩個孩子，根本沒有積蓄。香姐家在村里，老公家雖在韶關但家庭也一般，并不能給夫婦二人太多的幫助。為了女兒的手術，夫婦二人及家人想盡一切辦法籌手術費，到處借錢，最終把手術費湊齊了。湊齊手術費之后，醫生告知香姐及家人，由于孩子太小，無法進行手術，只能等她長大一點再做；女兒的病像顆定時炸彈一樣懸在香姐夫婦兩人的腰間。老公在西安的工作無法繼續，于是回來韶關和他爸爸做餐飲生意，生意需要本金，父子兩人向銀行貸款，生意剛開始時還算順利，但命運弄人，一段時間之后情況急轉直下，最終生意失敗，也因此欠下更多債務。香姐說，那時候銀行每天都打電話來催債，夫婦倆又沒有能力還錢，每天接到十幾、二十個催債的電話，那個時候她極度焦慮和抑郁，差點自殺。2018年，女兒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確診“灰結節錯構瘤”。心臟病還未醫治，又患新病。作為母親，香姐既心疼女兒，又怨恨自己無能，更痛恨老天的不公！香姐說：他們就像困在泥潭里，無論怎么掙扎好像都沒有結果。2021年，終于在粵北人民醫院完成了女兒的心臟病手術，香姐夫婦倆懸著的心終于落了下來。
由于種種壓力加上債務，夫妻兩人的生活過的一塌糊涂，爭吵不斷，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無論生活如何艱難，夫妻兩人還是選擇拼命攜手共進。香姐說，生活的難關總是過了一關又來一關，當意外來臨時，猶如泰山壓頂，只感到人生暗無天日，但渡過去了就好了。香姐是位堅強且樂觀的妻子、母親，她說，苦盡一定會有甘來的。
（三）
村里有這樣的傳統，每當生活不如意，村民就會去廟里向神明求解，希望得到解決困難的“指引”。
阿龍1997年出生，初中畢業下韶關念職業中學，但因家中經濟條件跟不上，念了一年便輟學出來打工了，工廠換了一個又一個，城市也去過不少，但是沒有存款，屬于“吃光用光身體健康”一類。2017年，阿龍結婚。阿龍的婚姻生活總體上算是順遂的，至少在2022年半年前是這樣。2022年下半年，阿龍像是“被生活吸干了陽氣”，暑假我跟他再聊起來的時候，阿龍又信心滿滿地投入到生活中了。
2017年初，阿龍與妻子阿靈相識，2017年底奉子成婚；阿靈比阿龍大1歲，是瑤族姑娘。早年縣里有瑤山搬遷政策，她家搬到了乳源候公渡，離縣城很近。我笑他命好，娶了個好老婆。阿靈家沒有要求阿龍給太多彩禮，了解他家情況之后也沒做其他過多的要求。阿龍和阿靈在城里辦了婚禮，婚后不久兒子出生。婚后生活還算順利，2019年底，夫妻兩人商量先供一輛車。孩子斷奶之后，阿靈留在縣里廠里上班，阿龍則外出打工。夫妻兩人的分工是：阿靈負責孩子的花銷，阿龍負責供車。2019年底，疫情發生。2020年初，疫情告一段之后，阿龍到深圳送外賣，工資雖高，但很辛苦，加上受疫情影響，夫妻兩人分隔兩地，后來放棄送外賣，就這么又過了一年。2022年初，阿龍決定回到縣里工廠上班，三四月份，身體突然出現問題，檢查出“髖關節增生”，無法久站也無法久坐，導致無法工作。沒有工作便沒有收入，車貸接續不上，只能借錢，孩子上幼兒園也要錢，生活的壓力驟增，加上疫情的影響，阿龍陷入了一種徹底“擺爛”的狀態。2022年12月，阿靈微信上找到我，讓我勸一下阿龍，她的原話是“如果你和姑姑的話他都不聽，那真是沒救了”。阿靈直接跟我哭訴：如果阿龍持續如此，她寧愿選擇離婚。原來他們的婚姻生活已經發展到阿靈想要離婚的地步，阿龍的狀態依舊是“擺爛”但不愿離婚。阿龍生病期間，阿靈和她母親一邊讓他去治病，一邊去廟里問神，得到的“指引”是“（阿龍）家里老人不安分”，知道這些消息后，阿龍回老家“送神”，并去廟里尋求護佑。后來，阿龍身體漸漸好轉，今年春節之后，阿龍進入乳源縣里一家農藥廠打工，兩班倒。我問他打算在里面做多久，廠里工作時間太長會不會對身體不好。他說：先做著，慢慢積點錢，馬上就要把車貸還完了，他和阿靈想慢慢計劃在縣里買套房子。我說：萬一這個工作到時候影響你的身體怎么辦，畢竟是農藥廠，危害大。阿龍回答：不管那么多，反正他們也不打算要二胎了。
暑假在家，我和我母親閑聊，聊到一個和阿龍情況類似但情況比較嚴重的我們村里的阿哥。這位阿哥是九零后，有三個孩子，大女兒和前妻生的，馬上要去大橋上四年級，兒子幼兒園剛結束，將上一年級，小女兒也將要上幼兒園。我母親說：六月的一個晚上，她接到村里一位伯母急切的電話，說是讓她幫忙擔東西出村外河邊“供養”，去送“齷齪”。原來，伯母接到兒媳的電話，說是兒子在韶關，天天待在出租屋，不去上班，而且還不讓兒媳去上班，天天對兒媳發脾氣，甚至摔東西。兒媳讓伯母去大橋廟里問問，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臟東西？伯母去問神，得到“指引”：兒子在外邊被“臟東西”跟上了，還不止一個，要趕緊送走才行。我問我母親：現在這個阿哥的情況怎么樣了？她說：具體不太清楚，應該比較好了；停了一會她又說：掙得到錢自然而然就好了。
對于農村青年來說，或許神明真的能給他們“指引”，但從現代科學角度來看，阿龍和村里那位阿哥應該是心理上出現了問題，亟需得到相應的治療。他們或多或少也了解過“心理醫生”，但比起心理醫生，神明的“指引”所起的安慰作用或許更大，而且向神明求解只需要十塊錢的“利是”，心理醫生需要的錢卻不知道是多少。話又說回來，對農村青年來說，神明的“指引”或許確有其用，但是能給出真正有用的解答的——是明知生活困苦但咬緊牙關逆流而上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