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展上的旅拍、直播，不應放任也不宜一堵了之

如今，人們渴望藝術的心情越來越普遍而迫切。每個人都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和藝術來一個親密接觸。眼下又到了“金九銀十”的藝展旺季，國內多地的博物館、美術館紛紛推出重磅展覽，吸引許多觀眾前往。比如正在熱展的某傳統文化大展中，人頭攢動的展廳里，幾個身穿漢服的小姐姐左顧右盼，卻不是在欣賞，而是在展品前優美地舞上一段，等著不遠處的鏡頭美美地捕捉一番，不知情者還誤以為是展覽方的故意安排，筆者詢問了現場的展覽方人員，才知這只是普通觀眾；來到文創區域，又見舉止夸張、不停向三腳架上的手機進行語言輸出的直播主。

的確，今天在博物館美術館和大小藝展中，總能看到一些特別顯眼的“觀眾”，他們有的扛著長槍大炮的專業錄影設備，游走在各個展品之間；有的奇裝異服，搶占有利地點，自帶直播設備，面對鏡頭手舞足蹈；有的三五成群，身著傳統服飾，帶著服裝道具，在熱門展品前不斷變換姿勢打卡。其他觀眾，有的好奇駐足觀看，但大多數只能默默等待這些人離去后上前觀賞展品，有少數觀眾則因這些人的打擾使自己的觀展體驗大打折扣而眉頭緊鎖，無奈搖頭。如果這些“顯眼包”觀眾動靜再大一點，或態度傲慢一點，一場極富火藥味的對話很可能就此展開，甚至產生沖突，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自媒體崛起，商業旅拍盛行，是這個時代不可避免的趨勢，也帶來許多問題。打破公平原則，擠占他人空間，將公共資源納為己用，于宏觀法規層面是否合理，于微觀道德層面是否合適，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現在問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很多規定和應對辦法仍是空白。

商業旅拍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遠的有攝影棚里的藝術照，其中會含部分外景；外灘萬國建筑群、公園綠地等風景優美的地方，也常常能看見婚紗、藝術攝影。近的有主題公園、文旅場所的旅拍，時下又流行起博物館、美術館的拍攝。曾幾何時，經營藝術照拍攝的商家，還要租場地，搭內景，現在幾乎完全依賴公共場所，實現“零投入”。不僅以小博大，在場館里拍攝的照片還能具備濃濃的氛圍感、歷史感或現代感，深受顧客青睞。在開闊地帶拍攝，妨礙他人的概率相對較低，但場景切換至狹小且人流擁擠的室內時，便會出現資源無法匹配的矛盾——宜家的儲物柜因為容易“出片”，聚集大量“打卡”者，引發顧客不滿的事還歷歷在目。并且當這種風潮越刮越盛，規模越來越大時，室外空間都難以容納，以致許多地方開始禁止類似行為，特別是以商業為目的的拍攝。

2023年4月，北京環球影城宣布禁止未授權的商業拍攝；6月，上海迪士尼在禁止商業拍攝的基礎上，又限制了野營車等載具的入園，獲得一邊倒的強烈支持；6月30日起，故宮博物院也出臺了類似規定，禁止進行各類商業性拍攝等非參觀游覽活動；中國國家博物館7月發布《中國國家博物館文明參觀須知》，其中稱，未經批準，禁止進行講學、表演、采訪、商業性拍攝、自媒體直播、錄播等非參觀活動。今年9月1日開始，洛陽大運河博物館開始禁止商拍……越來越多的文娛場所開始對直播、網紅、旅拍說不。

對于網紅打卡的現象，目前國內博物館、美術館、畫廊等在認識和做法上并不十分統一：有些場館對網紅打卡中使用大型設備，以及影響其他觀眾參觀的予以限制。畢竟正常觀眾對卡著位子不停拍照的行為十分厭惡，對借用美術館、博物館、書店，硬拗“有文化”人設的虛偽特別反感。也有一些場館對這些行為表示了明確的拒絕，因為不愿意看到自己耗費心力打造的空間、展覽，被別人“蹭”去達到某些商業目的。而各美術館、畫廊有一個共同的底線：一切從展覽需要出發，觀眾體驗是第一位的。

為了讓觀眾能公平地獲得展覽資源，營造良好的觀展環境和體驗，更為了文娛場館、藝展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商業利益維護，作為官方，對于類似行為應該像上述場館那樣予以制止、干預。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們能踏入文藝殿堂，主動親近藝展，是進一步提升公眾文化藝術素養的基礎和關鍵。有需求是好事，關鍵是如何使外界的商業行為內化為館方的經濟資源，將單純的拗造型觀眾轉化為藝術愛好者。

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館方不如干脆打開合作之門。國外的美術館博物館對臨摹寫生采取了非常寬容的態度，有些甚至十分歡迎。荷蘭的梵高美術館，參觀者可以領取畫板和紙張，參觀時隨時畫下自己的感受；在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展廳入口處會準備一排折疊椅，有需要的人可以搬來坐下畫畫；而在英國泰特美術館，館方會提供紙筆，畫畫人可以坐在放置于中央的軟皮座椅，面對兩側滿墻的名畫進行速寫臨摹。在冬宮里時常可以看到年輕人來這里拍婚紗照，更有老師帶著一群四五歲的小孩子，帶著小畫板來博物館看畫，同樣在紙上涂涂畫畫。因此，在國外的藝展里經常能看到正在臨摹寫生的藝術家，有些排場大的，則需要給場館報備。當然，相比國內舉辦特展時大量熱情的參觀者，國外的博物館、美術館的確沒有這么多人，但他山之石是否能借來一用？例如英國國家美術館，每月會根據不同的畫展舉辦主題繪畫活動，在原作前邀請模特打扮成畫中人的樣子“情景再現”，報名者可免費參與。當然，館方會控制客流，畫畫往往需要排隊等候，但秩序良好，觀眾也能獲得更高的體驗。

那么我國的藝術場館，是否也可以開設專場，針對網紅打卡等商業行為，把票價抬高，同時設置門檻，完善相關信息，審核資質？更可以進一步細致到對熱門打卡展品分時段預約，拍者也能從容有序。腦洞再大一點，在拍攝的同時，由館方提供專業講解，既可以讓拍照的人接受藝術普及教育，完成從“假喜歡”到“真文青”的身份轉變，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務崗位，滿足各方需求。總之，一刀切的禁止只是短時間內應對方法尚未得以完善的緩兵之計，而非長久之策。如何應對時代拋給藝術管理的課題，是凸顯藝術管理者智慧的有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