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們或許早已對上海文化繁榮發展的成果習以為常，但在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就能有遠見卓識，在宏觀戰略和具體實踐中鋪陳上海的文化發展大計，卻是不得不令人慨嘆和敬佩的。由上海社科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集體完成的《氣象崢嶸：上海文化改革發展訪談錄》，就是這樣一部回望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文化何以發展至今的著作。
《氣象崢嶸》不同于政府文件和學術文字的書寫，它以訪談的形式從親歷者、參與者和見證者的第一人稱視角，呈現了上海文化改革發展歷史中鮮活的、具體的人和事，讓讀者跟隨受訪者的講述一起走入那段崢嶸歲月，為讀者了解上海文化改革的政策設計、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提供一手資料。
通常說來，政府很大程度上主導和推動了文化戰略的設計、文化設施的建設、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法規的制定以及文化單位的改革。沒有這一視角的介入，我們可能很難有機會了解宏觀層面的文化戰略如何落地到微觀層面的市民生活，了解東方明珠等地標性建筑，上影集團、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等文藝殿堂，上海世博會等重大活動背后的故事，了解那些從無到有、從破到立的歷史細節。書中呈現的重要事件、代表性案例和探索進程，或許可以為持續打造文化自信上海新樣本提供如下啟思。
“頂天立地”：上海文化改革發展的高度和溫度
“頂天立地”經常出現在《氣象崢嶸》受訪者的講述中，它代表了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不僅要考慮頂層設計，還要考慮改革的一系列變化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關注普通民眾的真實需求和核心關切。改革初期的上海，文化建設百廢待興，如何在文化設施比較落后、文化精神急需重振、文化市場尚未發育的階段理出頭緒，邁開步子，這是關乎“頂天”的內容。如何在大踏步改革的同時，盡可能地考慮到改革進程中的個體和個體背后的家庭，不忘城市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是關乎“立地”的內容。如果說“頂天”代表了上海文化改革站位的高度，“立地”則代表了這座城市文化改革落地的溫度。
書中為我們呈現了上海如何開始和推進文化改革的過程，讓讀者了解到一項項政策出臺的前前后后和諸多思慮，也讓我們看到改革中的上海依然是一座有人文關懷的城市。上海在建設高大上的文化設施的同時，會考慮如何在文化市場的發展中保障市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和公共文化權益，如何保護原有的公共文化設施和公共文化服務不受侵蝕，如何保障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跟上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變化的步伐。上海市文明辦原副主任陳振民在接受采訪時講述了很多生動的案例。在社區精神文明建設中，市文明辦和市殘聯、市民政局一起開展了“7259”幫老助殘行動，對7259個老養殘家庭中經濟能力有限的3500多戶提供了定人、定點、定內容的志愿服務。在社區文化中心建設推進階段的試點選擇和經費支持上，會照顧到勞模和普通工人家庭生活的不同需求。又比如在志愿者管理辦法中，通過基金會幫助有困難的志愿者渡過難關，不讓好人心寒等等。
“敢為人先”：文化改革先行者的首創性探索
在變革的時代進行時代的變革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和使命，尤其是當時并沒有清晰、完整和現成的設計。正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原總經理楊紹林所說，很多時候都是在“找路”、“探索”，“別說‘摸著石頭過河’，連‘石頭’在哪兒都不知道”。如何“找路”，如何“探索”？ 《氣象崢嶸》帶我們回顧了影響上海文化建設的幾次大討論，展現了上海文化改革的深層邏輯和戰略遠見。
1985年，上海開展了一場文化發展戰略大討論。當時人們感到無論從經濟層面還是文化層面出發，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都需要思考文化如何發展的問題。上海需要文化發展和文化管理的一次啟蒙，組織大討論“實際上是要運用科學管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賦能到文化管理上去，使它能夠在推動文化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原事業產業處副處長樊人龍這樣說道，“上海是全國第一個研究這個問題的。”這樣有研究廣度和深度的討論還有1992年開展的“九十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討論”、2000年開展的“面向新世紀上海人精神大討論”和2003年開展的“城市精神大討論”，這些大討論的參與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討論議題之廣、觀點見解之深都是史無前例的。
除了思想啟蒙意義上的大討論，書中還梳理了上海在文化發展方面的諸多開創性做法。在資金方面，上海在1986年成立了文化發展基金會，成為國內最早的一家地方性的文化類基金，并設立了文化專項資金，對公益性的文化發展進行補貼。上海志愿者協會率先設立市志愿服務公益基金會，通過募集社會資金和資助項目來推動上海志愿服務事業的大規模、長時期、可持續的發展。在制度方面，上海最早在全國實現公共文化立法，誕生了《上海公共文化管理辦法》《公共圖書館管理辦法》《公共博物館管理辦法》三個比較主要的政府性規章；最早在全國通過志愿服務管理的相關立法，頒布了《上海市志愿服務條例》。在設施方面，上海率先建成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率先在社區建立文化活動中心，打造“15分鐘社區生活圈”。在產業方面，上海較早洞察到了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這些首創性探索展現了上海在文化發展上的勇氣和擔當。
合作共贏：文化發展需要相互成就
文藝素來是上海的標簽之一，上海電影和上海話劇一直是上海文化自信的生動樣本。合作共贏是上海文藝界屢出精品的法寶。上海電影集團原董事長任仲倫和賈樟柯合作了十多部電影，上影連續兩年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獅獎，一度傳為佳話。他們約定：“上影不需要賈樟柯拍攝上影風格的電影，因為上影有許多導演延續著其傳統；上影需要賈樟柯風格的電影，因為它具有現實精神和‘作者電影’的品質。”任仲倫笑稱他們是“黃金搭檔”，“但搭檔不是為了黃金。”楊紹林也是在文藝院團改革中那個“抬轎子的人”。從演員轉型做管理者，就要為大家“抬轎子”，“從骨子里說，就是牢固地樹立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這種意識。”他說上海話劇中心最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助人成功。“努力為表演藝術工作者營造一個溫馨且具有人文情懷、有利于創作內容孵化的工作環境，是每位劇院經營者不可忽略的責任和使命。”
不僅藝術家的成長和藝術精品的打造需要相互成就，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走出去”也要相互成就。上海在肯定文化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的基礎上，積極鼓勵和支持外資合法合規進入本地文化市場。書中提到上海當年積極推動美國索尼唱片公司和上海音像出版公司的合作，最后在國家支持下，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音像市場的中外合作公司——上海新索音樂公司。“音樂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產，通過合作、合資引進版權，可以豐富國人的音樂生活，特別是滿足國內音樂愛好者的需求。”“同時可以通過版權貿易，讓中國的音樂、作品、產品走出去。”在引入外資建設電影院方面，上海也開創了先例。外資的進入帶來了電影放映小廳化、多廳化經營樣式和電影放映數字化的轉型，使上海電影院的經營形態和技術改造領先全國，對后來上海電影市場的發展，包括電影院線的組建、電影產業集團的上市，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動作用。
進退有余：給文化發展以廣闊空間
政府在文化改革中也需完成角色轉型。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政府的工作主要是事前和事后兩方面，即“在市場還比較稚嫩的階段，政府主動導入一些資源，等市場發育起來以后，政府后退一步，做好引導和規范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原事業產業處處長孫一兵認為，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傾聽基層的聲音，聽聽企業希望解決的問題。“上海要想辦法創造好的環境，讓企業感到舒服，這樣，好的企業、好的業態自然會涌現出來。”
創造好的環境需要政府處理好依法行政與推動創新的關系，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不斷學習、不斷總結、不斷積累，敢于擁抱文化市場的新生事物。給文化發展以空間還需要行政管理部門發揮主觀能動性，與時俱進，遵循國家文化立法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則，有一種創新的覺悟、適應新事物的覺悟、努力去做一些嘗試的覺悟。書中提到了一項值得注意的政府工作——行政審批清理。2002年，上海開始對全市所有行政審批事項逐項進行甄別、清理，拿掉那些沒有必要的、違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阻礙市場發展的行政審批事項。“文化系統也有行政審批清理的任務，就是根據文化市場的發展，不時地把不合時宜的、落后于科學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清理掉。”這些工作直到今天對思考文化產業的發展、拓展上海文化發展空間依然有啟發意義。
精神支撐：給文化發展以不竭動力
從書中受訪者的講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共識，那就是上海文化改革和發展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時代的機遇和挑戰，政策的創新和落實最后都要歸于人的參與和合作，人是主體，是對象，也是文化發展的最終目的。城市精神品格是上海文化發展之樹根深葉茂的思想土壤，是文化發展的精神支撐，也是城市文化發展的不竭動力。對上海而言，除了它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其城市品格中的契約精神和公私觀念成為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現代文明內核，也構成了開放包容、不斷發展、擁抱世界的文化自信的底氣。2023年，上海市第十六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著力弘揚城市精神品格，提升國際文化大都市軟實力。《氣象崢嶸》呈現的上海文化改革中的人和事無不展現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品格，只有理解和發揚這種精神品格，才能讓上海持續散發它一直以來的獨特活力和魅力。
改革并非易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文化的改革和發展也是如此，不可能一蹴而就。《氣象崢嶸》不僅為我們引入了文化改革發展的政府視角，更為我們提供了上海文化發展繼續前行再創奇跡的啟示。